广东探索新玩法：外贸企业“直播带货”转内销， 跨境电商“带动效应”初显

外贸大省广东，直播带货正在新冠疫情的广东冲击下探索其对冲之道。 　　4月14日，探索全国一季度外贸成绩单公布。新玩效一季度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亿元人民币，法外比去年同期下降6.4%。贸企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业转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在当日发布会上直言，内销受疫情影响，跨境沿海外贸大省广东、电商带动江苏一季度外贸呈现两位数下滑，初显“从一些商品情况看，直播带货机电产品出口下降11.5%，广东重点行业如手机出口下降10.8%。探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研亦发现，新玩效广东省内外贸企业不少面临在手订单取消或延期、新订单签约困难、物流运输不畅等诸多问题。 　　面临眼下的巨大冲击，广东却呈现出强有力的发展韧性。不少外贸企业利用直播、电商等渠道实现“出口转内贸”，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在疫情期间逆势增长，1-2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3.4%。 　　企业加速线上“求生” 　　不少受访外贸企业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出口大幅下滑，原因在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外需锐减。广东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大，仅2019年就占广东外贸出口值的68%。疫情之下，有企业出现“断单”现象。 　　广东星联科技有限公司的模具业务中有50%的订单来自海外，4月14日，其董事长张伟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们的客户主要集中在欧美及中东地区，受疫情影响，从年前截至目前，一个海外订单都还没收到。” 　　机电项目对于行业展会的依赖度强，模具业务的接单旺季在每年的4月与10月，而这也是广交会春、秋两季举办的时间。广交会延期叠加外商无法到场交流，对外贸企业是一个不小的影响。 　　张伟明尝试与此前沟通的潜在客户联络，外商反馈原本的投资计划都因疫情的不确定性暂停了。“相比去年同期，今年预估减单三成左右。”他直言。 　　机电类外贸企业东莞声强电子有限公司也遭遇了类似情况，董事长邓文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公司海外业务从3月份中下旬开始就出现减单、退单现象，损失规模大概在200万美元左右。 　　他判断海外订单至少要在今年下半年恢复，而至于具体恢复到何种程度，他也没有底气。“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出口转内销。”邓文武正尝试接触电商与直播等线上渠道。 　　邓文武的尝试或许成为广东外贸企业疫情期间无奈之举的一个缩影。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广东外贸企业开始加速转向“线上”。 　　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辉刀剪”）80%的业务来自海外，年产值高达4亿元。此前数十年靠替欧美企业代工，成为中国五金行业唯一一家“出口免验企业”。然而就在半个月前，金辉刀剪的海外业务受到冲击。 　　金辉刀剪副总经理钟嘉良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往年此时，订单可以排到三四个月后，而今年海外受疫情影响，无论给出多大优惠条件，对方也表示再考虑考虑。 　　这反倒坚定了其转型的决心。钟嘉良想到了依托电商渠道转内销，并在3月入驻了阿里巴巴1688厂货通。一场线上的营销内购会下来，金辉刀剪核心主打的6套刀具销售额就突破了20万元。这更让钟嘉良坚定了“出口转内销”的信心。 　　跨境电商逆势崛起 　　广东省外贸受疫情冲击尤为明显，但与此同时，跨境电商进出口却表现出强力的韧性。 　　今年1-2月，广东省市场采购出口466.4亿元，增长1.8倍，出口规模跃居全国第一。同期，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79.5亿元，增长33.4%，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在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研究与统计室主任李开益看来，跨境电商在疫情期间逆势增长的一大原因，是疫情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模式，而跨境电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动效应。 　　实际上，广东已连续数年保持跨境电商规模与增长全国第一。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王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除了广东本身具有浓厚的外贸基因外，跨境电商保持高速增长还与两个特殊优势有关。 　　一是产业优势。“跨境电商通常适合批量小、附加值较高的商品，而广东在电子产品如手机、计算机辅助设备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满足跨境电商小批量出货的需要。”王健说。 　　第二个就是广东的地理位置优势。“广东有海运通道，又临近香港。很多跨境电商的产品都是先运到香港，再从香港空运到全世界。广东在空运方面可借助香港的航线。”他进一步分析道。 　　值得关注的是，疫情期间，跨境电商综试区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继4月7日全国再增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后，广东目前已有6座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汕头）获批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在王健看来，跨境电商综试区稳外贸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新的网络技术手段为中小微企业减负，减少外贸上的监管流程。“比如说单一窗口，让企业在一个窗口一次性提交的数据就满足政府合规的需要，这些流程上的简化能促使更多中小微企业更方便地参与进来。”他说。 　　然而他也指出，跨境电商对疫情影响的抵消作用实则有限。疫情之下，一方面大量跨境电商供应链企业不得不推迟返工,产能不足导致企业库存告急、供货困难；另一方面，许多国际货运航线停飞，各国海关执行更严格的监管,导致原有订单难以按期履约。 　　因此，疫情期间增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意义在于，利用疫情期间给予的政策，让更多外贸企业考虑向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方面转型。“现在政策给足了，至于能取得多大的效果，最终还是取决于市场，取决于企业转型和掉头的适应速度。”王健直言道。 　　归根结底，跨境电商综试区还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赋能跨境电商平台创新，最终实现政策价值落地。 　　例如，广东卓志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就积极探索跨境电商网购保税商品与一般贸易货物的拼车出口，降低出口企业运输成本，为跨境电商企业“出海”提供了更优质的物流渠道。 　　对于上述创新之举，王健评价道，实际上部分传统的外贸监管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各种创新贸易方式的需要，所以在综试区的政策框架下，还可再做进一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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